中国教会史(1)
第一课 基督教早期入华史概述
引言:说起基督教入华史,如果是大陆背景,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不是想到帝国主义和鸦片战争? 我曾有过这样的误区,但实际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教会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 :
一. 福音初临——唐朝景教
不少教父认为与保罗向西旅行宣教同时,多马也开始向东方传教。他先到印度取得丰硕成果。再后来他离开印度开始向中国旅行布道。约公元68年,多马返回印度,遭迫害殉道。印度有传说称当保罗在西亚传教时,使徒多马和巴多罗买开始向东方传教。前者在印度,巴多罗买则进而到了中国。
上述扑朔迷离的零星记载尚无法称为信史,不能被普遍接受。
正式史载 :景教入华 (唐代) 景教入华之背景
1、 经济方面
汉代,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丝绸之 路,使外交使臣、负贩商贾或传道人员能够自西向东来到中国。
2. 政治方面
中国和欧洲之间,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建立了亲善关系。当其受伊斯兰教势力侵扰之际,波斯人多来唐避难,唐代对于外族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及其对西域文明之兼容并蓄的态度,则确是历史事实。由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绝不排外,所以他的声威远及外邦,当时侨居长安、洛阳的西域人人数最多。这使得来华传教者,得以久留中国。唐代的宗教政策也寓于民族政策之中,处理宗教事务的鸿胪寺,实际上无异于外交衙门。唐代因自称与老子是本家,故历代尊崇老子,保护道教;同时也继承隋代规模,利用外来的佛教来加强统治;而随各国人来华的各种宗教,都为王朝欢迎。
1625 年西安郊外出土了制与唐德宗建中二年( 781年)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石碑1899 年在敦煌石窟发现景教文献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 ( Nestorians) 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往长安郊外,迎来阿罗本入城,并请进宫中详细询问教义,阿罗本呈上《圣经》、圣像,并说明传教目的,为了进一步了解其信仰,太宗让他到皇家藏书楼去翻译经典。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638年)秋,太宗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传播,命人在长安义宁坊建造一座教堂,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用于安顿景教教士。 高宗时,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在长安、洛阳、沙州、周至、成都等地都修建了景教寺。此后二百余年间,景教基本上受到了唐王朝历代皇帝的支持与保护,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全国信徒多达20余万人。此外还应知道的是景净其人。景净,波斯人,身任景教”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他学识渊博,翻译了叙利亚文经书32卷,包括福音书、保罗书信、诗篇以及祈祷书等。对佛教、道教也有深入研究。景净还是著名的景教文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碑文作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分序和颂两部分,文中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其中包涵了三位一体、神造世界、原罪、救恩、道成肉身、福音使命、新约圣经、教会、宗教生活等内容。并叙述了景教自太宗九年至建中二年140多年的历史,尤其突出记载了伊斯辅佐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功和个人善行。颂词则是对上述景教历史的总结。
景教在中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唐王朝的政策。从贞观九年到会昌五年(845年)这二百余年间,虽可谓景教的全盛时期,但也非一帆风顺。其间至少出现过三次危机:
其一为武则天圣历年间(698—700年)佛教徒在洛阳逼迫景教;
其二为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长安士大夫诋毁景教;
第三次更为严重,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士大夫对景教发动猛烈攻击,幸得皇帝干预,才使景教免遭厄运。然而好景并不太长,会昌五年(845年)武宗因为宠信道士, 下令消灭佛教,祸及景教,寺院被毁,中国信徒被迫放弃信仰,外来宣教士被驱逐回国。景教经此一击,此后在中原便一蹶不振,景教继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如乃蛮族、克烈族、汪古族等部族都举族归依景教。
二. 福音再临 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起 自唐末至北宋,在中国本土已经绝迹的聂斯托利派,仍活跃在中亚一带,包括新疆、内蒙古地区,这从吐鲁番的出土文献以及七河(现在俄罗斯境内)、伊犁、内蒙古 百灵庙发现的 聂斯托利派教徒的墓碑,便可以得到证实。 11世纪,游牧于蒙古北部的蒙古族克烈部,及鄂尔多斯北边之土耳其族的汪古部、雍古部,都归依了景教。 由于成吉思汗娶了克烈部的一位王女,景教亦随之传入成吉思汗家中。这位公主就是忽必烈汗的母亲。1211、1215年,成吉思汗两次大举进攻金国,占领今北京。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1271年定国号为元,1279年灭宋,统一中国。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景教再次来到中国。据考证,蒙古帝国里面的基督徒被称为”也里可温”。即”上帝教”或”信奉上帝的人”之意;政府将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景教是色目人和部分蒙古人信奉的宗教,故而成为极具势力的宗教,社会地位颇高,并取得诸多特权。如元成宗(1229—1240)及一些元代皇帝在位期间,赐予景教徒不服兵役、不纳赋税的特权。且专门设置崇福司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也里可温也为元王朝及其统治阶层祝寿祈福,双方相处甚融。
从13世纪欧洲人的游记和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中,可知元代景教的兴盛情形。据《马可波罗游记》所述,由喀什以东直至北京,沿路随处都有景教信徒。该教教堂遍布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之河间、福建之福州、浙江之杭州、江苏之常熟、扬州、镇江等处。1300 年, 中国已有三万教徒。于此同期, 天主教也开始传到了中国。 天主教东来,与蒙古铁骑西征分不开。蒙古军队,以”凡我铁蹄所到之处,不许有任何障碍,使我所骑的马为之绊倒”(成吉思汗语)的凶悍之气,威震欧洲大陆,使西方世界想到了世界末日。《诺夫哥罗德编年史》的作者写道:”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了,只有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当蒙古西征及其前后,西方社会正处于不稳定期:天主教会内部教宗争立,教廷迁徙不定;教皇与罗马皇帝争权夺利;常年屡次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十字军东征,已使西方社会疲惫不堪,教皇英诺森 (innocent Iv)四世(1243—1254)上台后召开里昂会议,号召各国君主支持法王路易九世组织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为了解除蒙古帝国的威胁,全力对付宿敌阿拉伯人,会议决定派使节出使蒙古,试图缔结和约,窥探蒙古的军事实力,并尝试能否使蒙古人改宗天主教。
A. 教皇英诺森 (innocent Iv)四世派专使于1245年到中国朝见元定宗并使其归信了天主教。
B. 1269年, 元世祖忽必烈委托两位来华经商的意大利商人返国时向罗马教皇请求派科学家和宗教专家100人来中国,但是由于前任教皇的去世 使得他们返回中国的计划受阻。等新的教皇被选出后,仅派两名多明俄会修士随他们去中国。由于途中遇到战事,修道士半途而返,只有商人返回了中国, 其中 一位的儿子名叫马可波罗,根据途中的见闻写下 《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欧洲对中国的遐想。他留下了关于蒙古大汗参加基督教主要节日如复活节、圣诞节礼拜的记录,也记录了大汗对各大宗教并行不悖、兼容并蓄的政策。
C. 1294年, 罗马天主教第一个取得传教认可的宣教士意大利人约翰·孟高维诺(1247—1328)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在大都建了三座教堂,为6000多人施洗。他还收养了40名7—11岁的儿童,教以拉丁文和教会礼仪,组织了诗班,并翻译《新约》和《旧约圣咏》(不知是蒙文抑或维吾尔文),以当地语言举行弥撒当时元朝人也称天主教为 “也里可温”。 该教派虽然兴旺一时, 但只是在蒙古人和色目人 ( 西域人和在中国的外国人) 中传播, 当蒙古帝国渐趋衰落,教徒被迫熬到边远地区或回国,元朝兴盛一时的也里可温教终于在中国销声匿迹。
三.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 : 明清一直到明末清初, 基督教才第三次传入中国。1583年,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他下了十年功夫学习中文,攻读中国古典, 经史子集皆晓其意, 又通过译书和示范, 介绍科学和技艺给中国。 包括西方的天文, 地理, 数学,医药, 机械,以及制作枪炮的技艺。 他翻译的西方著作,皆献给朝廷, 深得神宗皇帝的器重。明末时, 官僚和士大夫信教的很多, 其中最有名的时曾经担任宰相的徐光启等人。利玛窦在中国立定脚跟的原因, 首先是他按照保罗的教训” 在什么样的人中做什么人”, 努力使自己的生活习惯中国化; 其次是他看重政府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努力争取其同情和支持, 第三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学者的身份去结交中国官僚和士大夫, 取得成功。
1644-1662, 明清交替时期。 耶稣会士平安度过这一动乱时期, 并且受到了新朝统治者的重用。 其中的代表人物为汤若望, 是负责整顿历法的德国籍的耶稣会士。 顺治赐号”通玄教师”,为教堂书匾”通玄佳境”,并亲撰《御制天主堂碑记》,褒奖汤若望治历之功,赞扬其信仰。
两大事件:
一. 历法之争 1662年,顺治去世,年仅8岁的康熙即位。 鳌拜专权,扶植亲信,打击异己,有保守派大臣指责《时宪历》敢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 另外,汤若望将大清历书只编至二百年,意思是要大清王朝短命而亡, 借此攻击宣教士图谋颠覆清朝,以修历为名,行邪教,窥探朝廷机密,屯兵澳门,接渡海上往来。因此要求将汤若望等正法。这番蛊惑人心、耸人听闻的煽动,果然引起了清廷的疑虑,社会上儒家、佛家等仇视天主教的也群起附和。于是,1664年辅政大臣下令逮捕汤若望,当时汤若望已73岁高龄,又患中风,四肢瘫痪,口齿不清,受审时只好由其助手南怀仁代为申辩。一时冤狱大兴,要将汤若望判处凌迟,恰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以为狱讼不公,天象示警。康熙帝的祖母孝庄文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斥责辅政大臣,下令释放。宣教士们幸免于难,但支持新历的5名中国官员(均为天主教徒)仍被处决,一些信教官员被革职。次年汤若望去世。之后康熙帝与鳌拜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历法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出来。当时钦天监的错误已闹得满城风雨,而鳌拜仍极力回护。由于南怀仁多次节气推测无误,西洋历法以实际测算的准确性取得胜利,康熙亲政,为汤若望平反,重用了南怀仁等一批传教士, 对西学和基督教也产生了极大兴趣。宣教工作在康熙朝前40年,取得较大进展。1700 年, 信徒达到30万人次。
二、 礼仪之争 正当在华宣教事业进展顺利之时,教会内部却因礼仪问题发生争执,史称”礼仪之争”。耶稣会士学习中国古典,了解中国文化,知道孔子不是中国的上帝, 孔庙是学者聚会的地方; 认为烧香 ,祭祖不是偶像崇拜,而是对先人的尊敬和纪念。。因此应该对中国礼仪采取包容的态度, 在基督教的仪文中, 则允许按照中国的风俗习惯有所变通。 而强烈反对耶稣会的其他修会,包括多明尼会、方济各会对耶稣会神父们居然容忍教民奉行异端大感震惊,上告教皇。多明尼会在欧洲是神学权威,长期以来,他们主持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对裁判异端特别有发言权。但是多明尼会对中国文化问题缺乏内在的观察,也没有儒家士大夫作朋友,且宣教重点在南洋群岛,台湾、福建是他们的延伸部分,在中国内地也没有宣教士。多明尼会论定中国礼仪为异端,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得到虔诚信徒的支持,。他们坚持问:中国人在祭奠先人时,为什么要把三杯酒中的第一杯酒洒在地上?为什么会相信人死后,灵魂会在天上、地下和牌位之间来来去去?为什么中国人见到跪拜下去?按基督教神学观念,这些确实不合教义。耶稣会很难回答。争论升级至罗马教廷。1704年,教皇克莱芒十一世主持会议断然决定禁止中国礼仪。教皇特使铎罗主教于次年抵达澳门,至此中国礼仪之争越出了神学讨论的范围,甚至也不全是文化冲突,而是转化成以罗马教皇和中国皇帝为代表的教会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冲突。作为一个有学问兴趣的皇帝,康熙愿意亲自和欧洲的神学家辩论。他的道理是”尔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供牌位原不起自孔子,此皆后人尊敬之意,并无异端之说。呼天为上帝,即如称朕为万岁,称朕为皇上。称呼虽异,敬君之心则一。如必以至今止七千六百余年,尚未至万年,不呼朕为万岁可乎?”康熙的主旨在于强调西洋的神学,要用中国的语言和道理讲出来;另外,康熙还明智地洞察到语言——称呼和思想——道理并不一致。如”万岁”并不实指一万岁。中国语言文字的意蕴,只有中文的使用者才能体会出来。这就涉及到本地文化和神学的关系。康熙不想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权威保全中国礼仪和天子的体面。他酝酿的重大计划是将有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为国有。办法是让所有在华的宣教士效忠自己,脱离与罗马梵蒂冈的联系。他准备自己做在华天主教的庇护者。凡愿继续在华的教士必须表明遵守中国礼仪,领得印票才准传教。票上写:”西洋某国人,年若干,在某会,来中国若干年,永不回复西洋,已经来京朝觐陛见。为此给票。”由内务府发放,表示康熙视其为家臣。永不回西洋,类似现代意义的入中国国籍。康熙对不愿具结的传教士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下令将他们驱逐到澳门。在清朝皇帝中,康熙是最开放、最有西学兴趣的。就个人而言,他真诚地喜欢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学术和思想,甚至经常把天主教教理挂在嘴上,写在诗文里,因此他设法不使冲突激化。祭天、祀孔、法祖,事关中国的国本、教化人民的传统,他不能做出让步。与此对应,克莱芒十一世在1715年3月再次发布了严厉的禁令,要求所有在中国的宣教士和将要访问中国的人,都签署一份誓言遵守1704 年的规定,否则不能在中国担任听告解、布道或主持弥撒的工作。康熙批复:”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此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之后,雍正原本不赞成基督教, 后来因为其政敌有基督教背景, 对基督教更加痛恨, 下令进一步严禁基督教, 以至于日后的新教传教士来华宣教, 一切都有从头开始。
问题 : 基督教是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吗 ?
早期基督教入华有何共同点 ?
利玛窦, 汤若望在中国取得的成功对你有何启发?
什么是礼仪之争? 你对双方的看法如何 ?